守志厉操者仪之,则可以崇高节,抗浮云。
同样主敬,敬的对象是天:未发之时,即其体而不失其存之之妙。他仿佛一个符号,在与朱子的互动关系中,体现着儒学在守成与开新时的张力。
圣贤能自诚明,凡庶则须自明诚。所以,胡宏说性为待成,性立天下之本。则之先须识之不仅是逻辑规定,也是实践要求。张栻回信坚持己见:夫其所以与天地一体者,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,是乃生生之蕴,人与物所公共,所谓爱之理也。也就是说,捍卫道统,不仅要清楚敌人在哪里,还要知道守护的东西在哪里,就是要知道儒家道统是什么?文明论告诉我们,它的中坚核心是一个世界图景,就是《易传》呈现,张载论述,张栻坚持的乾父坤母,那才是相生相养之道的承担者、体现者。
盛德者天,大业者地,天生、地长、人成,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生命图景。……人所禀之气,就其秀之中亦不无厚薄昏明之异,故其形生神发,无形之性为喜怒忧惧爱恶欲者,感动于内,因其所偏,交互而形,于是有善恶之分,而万事从此出焉。尧时发洪水并不因为政治不好,尧不会因发洪水而革政。
这种观念认为,天借物象之变化以谴责君主政治之不当,希望君主更正行为。如,变复之家认为君主用刑非时,(天)则寒。王充对桑谷具生于朝自相矛盾的解释颇有意思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王充并不完全否定变复之道。
水灾与桑谷之变何以异?殷王改政,《春秋》攻社,道相违反,行之何从?……成王改过,《春秋》攻社,两经二义,行之如何?(《顺鼓》)这段话质疑的以击鼓攻击社(土地神)来祈求停雨、消除水患的民俗。(《顺鼓》)君主对灾异无动于衷,表明君主没有恻隐忧民。
他视前者为常态,这种灾变往往规模较大,随时发生。更正政策能调整气之运行,使之由乱转和,影响物象变化。《寒温》篇说寒温是天地节气,非人所为,殆非政治所致。面对蝗灾,应组织吏民挖坑道,引诱蝗虫入内消灭,而不是相信蝗灾是天对官吏苛刻的警告,去责罚官吏,如《顺鼓》说蝗虫时至,或飞或集。
这类做法在东汉社会颇为流行。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?(《谴告》)可见他相信由政治引起的物象变化也是运气之变动聚散。……寒温自有时,不合变复之家。变复之家,见变辄归于政,不揆政之无非,见异惧惑,变易操行,以不宜改而变,只取灾焉。
以礼俗观念对待灾异、用礼仪禳除灾异,是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,也是汉代灾异学家的常见论述。禳灾习俗具备源远流长的礼义。
命具有德才无涉性质,人之命运与其后天的道德、才能之高低无关。并非天以灾异为政治不善之标志,警告君主。
王充对无妄之变和政治之灾的分类,最终呈现为对物象变化的三层含义和应对方式。及其言天犹以人心,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。殷高宗修政不能使桑谷亡,经常被学界视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说的代表例证。德衰政失,变应来者,政治也。人君不肖,则道德顿废,顿废则功败治乱。国之存亡,在期之长短,不在于政之得失。
(《谴告》)变异本来有征兆,阴阳万物本就有始有终。故夫无妄之气,厉世时至,当固自一,不宜改政。
王充再次默认了政消桑谷的可能性。 一般认为,汉代流行一种天人感应的宇宙观: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,物象变化是与宇宙万物相互感应而出现的。
……如命穷病困,则虽扁鹊末如之何。(《明雩》)寒温随卦而至,不应政治也……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,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,两家乖迹。
商汤的祈祷亦无法消除旱灾(《感虚》)。同气同类的物象出现,表明天在鼓励君主所为,没有警告之效果,违背异类相克的变复之理。 王尔(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)来源:《中国哲学史》2023年第5期 进入专题: 疾虚妄 王充 。这一系列做法体现了王充对物象变化原因和天人关系的复杂理解,也显示了他匡君化民的教导主张。
换言之,此事可能是物类相感和自然偶成两方面因素造成的。他主张着眼民生,对症下药,积极主动地应对灾害,妥善处理其后果
更正政策能调整气之运行,使之由乱转和,影响物象变化。最终,他会对禳灾礼俗表示一定的同情理解。
王充的理由是国命不为人之意志转移。在这背后,正是物类相感的原理。
夫政犹火,寒温犹热冷也。但值得注意的是未必人君政教所致的说法,王充暗示阴阳的失调尽管不代表告谴君主,却似乎不完全是个自然过程,也可能是君主施政失误所致,至少他不能完全确定如此:夫政犹火,寒温犹热冷也。除了两个角色略有出入,几个版本的故事大同小异:《尚书大传》是殷高宗武丁与伊尹,《韩诗外传》是汤与其相,《史记·殷本纪》则是中宗太戊与伊涉。(《寒温》)王充批评的是一种基于谴告学说的咒术实践,如天谴告赏罚行为之不当而产生寒温现象。
有寒则复之以温,温复解之以寒。如《谴告》篇否定了灾异是政治的谴告,认为国家的灾异就像人身上的疾病或食物之腐败,无关乎天的用意。
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,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。王充反对的是将这种局部、具体的现象扩大化、普遍化。
靳宝:《从灾虫到神虫: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》,《深圳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3期。(《谴告》)天德是圣人的道德,天言是圣人之言。